民以为食为天，灾荒对封建王朝而言是很危险的事情。

灾荒生饥民，聚而为流民，继而生事起义，轻则酿成叛乱，重则改朝换代。

大宋是个多灾多难的朝代，灾荒不断，而且往往是祸不单行。

忻州地震倒也罢了，影响范围比较小，但是淮南蝗灾无疑是个非常严峻的大问题。

江南、淮南是大宋最为重要的两个产粮区，而今淮南闹起了蝗灾，歉收是必然的，有的地方甚至可能绝收。

淮南已经出现饥馑，东京以及北方一些仰仗南粮北运的城池，粮食价格都已开始上涨。

大宋朝廷少不得要筹集钱粮的赈灾，平抑物价，稳定局面，安定人心。

灾荒从来不只是灾荒，不是纯粹的赈灾就有解决问题。

在这个蒙昧迷信的年代，出现天灾时总是难免人心惶惶，尤其是董仲舒那套天人感应理论深入人心之后，天灾总会与朝堂有所关联。

就在赵祯全心全意准备救灾之时，一个意外出现了。

有御史上疏，出现天灾可能是上天示警，是对朝廷施政不当的警诫。

有了第一份，就有第二份，紧接着接连不断有奏疏呈递，虽然表达方式各有不同，内容主旨却大同小异。

认为天灾的原因过在朝廷，是某些不恰当的举措引得上天震怒示警。

明眼人一看，立即嗅出了其中的别样意味。

大宋今年朝堂最热火的事情是什么？

新政！

那么这些奏疏冲着何人而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刚开始还算温和，只是铺垫，后来便直言不讳，堪称赤果。

有言官直接上疏称“祖宗之法不可变”，范仲淹等人所谓新政，实乃乱成法之举，祸国殃民。

有人甚至直言，认为范仲淹、韩琦两位相公应该为这场天灾负责，引咎请辞，或者该直接罢黜。

古来有成例，出现天灾时间要么更改年号，要么更换宰相，如此提议也算有根据。

推行十个月的庆历新政终于引来了不满与反弹，新政种种举措得罪了太多人，侵犯了太多人的利益。

此前不方便，或者没有合适的机会反驳，天灾出现，给了守旧势力最好的契机，于是群起而攻之。

单纯救灾，赵祯不怕，他已经习以为常，经验丰富。

除了三司调拨钱粮赈灾之外，皇家也拿出了一大笔钱。

没错，就是从杨家院子下挖出的那些，宛如及时雨一般，来的正是时候。

赵祯拿出了一半，希望尽早赈济灾荒，安定人心。

也希望借此堵住悠悠之口，可惜现实让她失望了，守旧势力明显不买账。

数日下来，赵祯通过奏疏、以及各种舆论渠道，发现了御史们背后有很多人的身影。

有保守旧臣、有将门、皇族，甚至某些宰执大臣也参与其中，赵祯很震惊，也很愤怒。

之所以冷落曹皇后，其中未尝没有这方面缘故。

新政不仅仅是范仲淹、韩琦等人的事业，更是他这个皇帝的意志，大宋积患有多严重，他比谁都清楚。

已然到了不改必亡的地步。

新政推行了不到十个月，就引来了这么大的反弹，名义上弹劾范仲淹、韩琦等人，实际上是反对自己这个皇帝。

奈何即便身为九五之尊，哪怕支持新政，也不能直接上去打擂，必须做出一碗水端平的姿态。

赵祯很恼火，反击是必须的。

否则遭受打击的不仅是新政，也讲包括皇帝的权威，这是赵祯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

偏生范仲淹、韩琦他们无可奈何，并无良策，那就只好亲自出手了。

也是运气，杨三郎带来的“大杀器”正好派上用场。

赵祯不禁设想，此物一经面世，百官会是什么表情？

正是因此，王守忠才会登门叮嘱。

杨浩虽然有所怀疑，却并不知朝堂局势如此，不得不再度前往玉津园做小农夫，无意间趟入浑水。

敲开一个花盆，确认里面的土豆浑圆硕大，并未出现腐烂，玉米也都颗粒饱满，杨浩这才放心。

皇帝要当着百官放卫星，绝对不能出差错。

至于后续种下的那些，也长势喜人，到了秋天，必能有个好收成。

许久不见，那些内侍学徒欣然问候，并小声抱怨玉津园闹蛇患，让人心惊胆颤。

杨浩不免奇怪，玉津园这等皇家园林怎会有毒蛇出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