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内人民有敢违犯藩王的，由亲王区处，朝迁及风宪官不得举问。这时的藩王是列爵治民，分藩锡土。亲王所居城内布政使、都指挥使及其以下职官，除每月初一、十五一定要到王府候见外，亲王可以随时召见他们。

亲王遣使可以直达御前，敢有阻挡者，即以奸臣论处。风宪官以王小过或风闻亲王大过奏闻，即以离间亲亲关系罪处斩。纵使藩王真有大罪，亦不得加刑，只能召到京师，由皇帝发落，重则降为庶人，轻则当面申饬，或遣官谕以祸福，促使改过自新。

燕王身为北地藩王，只能用权势熏天四个字来形容，北平就是国中之国，而这里权威最大的就是燕王府。

朱高煦研究过燕王府的资料，也询问过燕王府的老人，这种情况知道洪武二十五年才有所改观。到了皇太孙朱允炆册立，则更加的想要削弱藩王的权势。

现在的京城，御史敢参劾藩王，洪武二十五年以前，谁敢这么做？一个离间皇家亲疏的帽子扣下来，抄家处斩也不是没可能的。

洪武二十五年，皇帝在奉天门谕群臣，再次强调皇亲除了犯谋逆不赦之罪，其余的罪，均由宗亲会议，报请皇帝裁决，有关部门只许奏闻，不得擅自逮捕。

若大臣行奸，不令王见天子，私下使人致王罪而使王遇不幸的话，则天子必定是昏君，其长史司并护卫司可行文五军都督府索取该奸臣，都督府应捕奸臣奏斩之，并族灭其家。

朱高煦着重的研究了这一条，因为这就是自己的父亲燕王打出旗号的根据，清君侧的理由。由北地起兵，靖难之役的开始，大明天下换了皇帝。

郡王子孙才能堪用者，考验授职升转，这个时候诸王的子孙是可以当官的。这些规定都足以使藩王直到作为天子耳目、监督地方的作用，尤其是当朝无正臣、内有奸恶，亲王有权训兵待命，等天子密诏统领镇兵讨伐。

朱元璋制定非常详细的藩王为皇室屏障的策略，甚至关键时候，准许遍地的儿子起兵勤王。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生前没有削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他看来，只有如此大明江山才能永固。

不过朱高煦知道，朱元璋的这种想法，有一些想当然了。如果太子朱标不死，或许能够维持几代的稳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血脉的疏离，形成汉代的藩王之乱，那是一定的。当尾大不掉的势头形成，削藩就势在必行，造反也就是势在必行，这是分封制本身的缺陷。

为了保证藩王的权势，经济上，藩王不仅终身有俸禄，而且待遇很优厚。岁禄单是米一项，即达五万石，是正一品大臣的五十倍。此外，还有册封、宫室、婚姻、丧葬等费用，并给予厨役、斋郎、铺陈等杂役人员。

单单是这个规定，就造成了明朝后期的国库，光是支付皇室子孙的俸禄，就已经是捉襟见肘了。更不要提养兵作战，赈济灾民，使皇室的子孙成了大明朝的蛀虫。

藩王的权势第一次得到削弱，就是在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孙朱允炆的地位确立之后。

从在外诸王府大兴土木、擅役工匠，靖江王府官欺凌指挥耿和等等问题中，皇帝朱元璋渐渐感到藩王权重对皇权是个威胁，特别是皇太孙也曾问他：“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

所以洪武二十五年又规定：不许亲王同时朝觐，只能一个亲王来朝，平安回到封国后，派人以书信方式报给其他亲王，才能来朝；而且进京朝觐时，留京时间不过十天左右，即遣返封国，以防止藩王与朝臣的勾结。

又规定：亲王王子要入侍，这更是含有人质之意。后来又规定：王府废除王府的相傅，升长兄司为正五品，长史由皇帝亲自选派，若王有过，则诘问长史，即长史有监督、规劝藩王之责。

到了这两年期，很多藩王虽有藩号，但已是列爵不治民，分封不锡土，食禄不治事。王国文官由朝迁选派，犯法时依律审判。王国百姓有侮慢王的，亦要解京审问明白然后才能治罪，以防止王对封地内官民的控制。

经济方面则删除了王府若有兴建工程，有司即时由王所居的城中市户差付，不得稽延这条；亲王的岁禄亦减为万石。

身在北平的朱高煦心里十分的清楚，这些政策或许对其他的藩王有作用，但是边地的藩王作用实在是有限。尤其是北平的燕王与宁王，因为这里面并没有提到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军权。

无论在什么时候，手握兵权，才有说话的全力，战场上打不赢，说其他的都没用。这也是为什么朱允炆一直视燕王朱棣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原因，不过不敢动燕王的顾忌也是兵权。

“王爷，前面差不多了，世子殿下唤王爷一起入城！”马三宝见朱高煦发呆，走了过来，小心翼翼的说道，他知道朱高煦这种状态的时候，最是不喜欢被人打扰。

从幻想中回过神来，朱高煦点了点头，其实削藩本身是对的，这一点朱高煦赞同。朱棣登基以后，也是在不断削弱藩王的权力。不过朱允炆的一些做法，实在是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