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的想法每每有出人意表之处，也唯有如此才让重臣与不可琢磨

所谓派遣盐政监察员一事，载泽原本是决不肯答应的，亦不主张皇帝答应。在他看来，这是赤裸裸对帝国财政的干涉，是对帝国财政大臣的限制，但皇帝非但没有一口回绝，反而在考虑一番后表示了有条件答应的意图。这可把载泽急坏了，他好说歹说，想劝说林广宇改变念头，但最后只换来皇帝淡淡地一笑：“不要争了，按朕说的去办。”

就连浸淫官场多年，对皇帝的脾气、秉性摸得烂熟的徐世昌面对这个局面也有些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皇帝的脑袋锈逗了么？表面上看来确实如此，为了借一笔可借可不借的款子而将自己限制了起来，这是任何明智者都不屑为之的事情。林广宇穿越前的时代不是经常将这种形容描述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主权的干涉”么？难道熟读史书，前知5000，100年的林广宇不知道？

且慢，皇帝的用心总是不同凡响，支持林广宇做出决断的，却是洋鬼子的能耐。如果要给帝国这么多官僚机构打分的话，廉洁程度最高、办公效率最高的衙门不是内阁任一部门，也不是朝廷所直接管辖的其他部门，恰恰相反，这个部门掌握在洋鬼子手中——海关。

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将海关打造成为一个高效、近代地机构，虽然海关的殖民色彩最浓，其存在价值是为各国的赔款寻求一个可靠的担保物而非为了中国的经济体系完整，但不可否认的是，海关却是帝国各种机构中最为清廉和高效地机关，一方面。海关源源不断且稳定地提高着每年的关税，另一方面，海关吸纳了一大批有知识、有作为的中国职员，他们在各类指令的要求下发挥着积极作用。

这是国际化程度最高，最具文明开化色彩的机关，虽然也有民族压迫，也有人种歧视，中国职员费尽千辛万苦也很难晋升到高级职位。但这种考验同样也锤炼着他们的办事能力与品质。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完全由中国人担任官员的陆上常关情形就要混乱地多，也要黑暗的多，这不是个人素质所造就的高下之分，完全是因为体制所带来的不同。林广宇并不迷信洋人，但在这个时代，洋人一旦做出了承诺，就往往是可信与可靠的——他清楚地记得，兴建于几十年前，矗立于上海外滩的欧式建筑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之后，其建筑内在质量依旧胜过某些新造的大楼。更不必提还有“豆腐渣工程”之类的耻辱……

所以，盐政改革作为帝国财政体系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他不想让他重新再走上老路，如果依旧采用从前地行政手法，这次费了大力气，用了一堆人头好不容易才折腾出来的改革成果用不了几年就要丧失殆尽。贪官们被杀了。那不过是再换一批贪官而已；奸商们被震慑住了，那不过是昙花一现的警告而已，没有长久的保障，永远是一个挥斥不去的怪圈。

至于增加盐政官员的名额同时减少海关职员名额且必须以中国人递补地举动，完全是皇帝再为今后的权力布局进行着未雨绸缪。他认为，经过几十年的摸爬滚打，在海关供事的中国职员已具备了相当的行政能力与行政经验，他们将来完全有能力独当一面。所欠缺的无非是个机会问题。无论如何，海关主权终究是要收回的，一个大国强盛不衰的基础只取决于自己地决心和力量，而绝不取决于任何外人的帮助或监督。被殖民化的海关总有一天要完全收回国有！

除了海关以外。皇帝还打算派遣年轻官员去各国租界像洋鬼子们学习市政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让他们了解到什么是社会福利，什么是公共卫生。或许，在自己地国度上向外国侵略者学习如何进行有效管理是一桩令人难堪的决策。但从意义和效果来说，林广宇坚持认为，不补上这一课，中国的市政管理就永远是18世纪的！

在面子和实惠之间，聪明人都知道选择什么，唯

人经常在这上面犯错误，而皇帝决心用自己的识见来憾。

当然，克里斯托弗是解读不出皇帝背后那深邃而又富有战略眼光的意义，他把他看成是中国人的一种让步和权宜之计，他微笑着，脑筋却是转得飞快：五条当中，第一、二两条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等于是在年息不动的框架基础上要求的折让，他认为各国可以答应；第三条答应没问题；第四条虽然有些怪异，但既然职级不要求对等，各国可以撤出在海关中的低级职员，转而增加盐政监察的高级官员，也不要紧；第五条虽然有些吓人，但从原则上说来，确实如此，也没有什么可辩驳的。

他松了口气，脸上却做出有些为难的神情：“这个答复同样需要递交三国联合讨论。”

载泽也故作轻松地表示：“我相信，面对如此优渥的条件还放弃的话，做出这种决定的先生将为之遗憾30年。”